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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3月24日，燕京学堂全球青年中国论坛正式开幕，智利驻华大使贺乔治（Jorge Heine）先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以“全球化趋势下的新型外交”为主题，为北大师生带来一场颇具启发的演讲。演讲伊始，大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没有迎来外交的“黄金时代”？
贺乔治大使幽默地应用了一句皮特·乌斯蒂诺夫的经典台词：“当下的外交官，就是服务生头领——只是偶尔被允许坐下。”从表面上看来，当下的很多场合中，外交的重要性似乎在不断下降。例如，英国的使馆分布减少，外交资金和外交人员数量减少。外交官的活动范围也从豪华的厅堂拓展到平凡的日常。“百年以前，驻外大使最重要的工作也许是迎接国王来访，而如今，却是去码头审查从智利出口到中国的奶牛和羔羊。”
外交的场合更加多元，外交官的工作更接地气。很多繁冗的外交礼节被视作“旧时代的残留物”，人们更加注重实质性的经贸合作，更加期待平等开放的沟通环境，教科书式的外交方式，亟需赋予新时代的内涵，迎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所谓“黄金时代”，并不在于表面上的浮光，而在于外交是否能充分发挥对我们时代发展的促进作用。
那么，为什么外交没能迎来自身的“黄金时代”？全球化带来持续的跨国商品、服务信息交换，这使得跨国交往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缺乏全球化治理的有效机制，外交对于这些活动应有的促进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未能体现出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形成这样的矛盾的局面：外交费用缩减，应对国际交往中的挑战的能力因而减小。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就需要外交顺应时代的发展，做出制度性的调整，逐渐建立完善全球化治理体系。
大使指出，外交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在外交活动的参与主体上，外交参与者的数量和类型迅速拓展，外事活动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到更加广泛的公共服务部门。在外交的范畴上，外交活动的从本土、国内到双边、地域，乃至全球，外交参与和外事活动在不同层面上都发生着变化，需要针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不断加以调整。此外，外交的运作机制、活动的方式、类型、参与方法都需要灵活调整。
做出改变的重要一点是从“俱乐部外交”（club diplomacy）转向“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网络外交”（network diplomacy）。在权利高度集中的时代，外交主要服务于“密室政治”中一小群决策者，而当下随着权利下移，政治经济生活的参与者不断增多，外交的重点也应适应参与人员主体的转变，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在这个媒体主导的时代，外交人员不再是信息的垄断者，而是信息的传播者。与媒体传播不同的是，外交工作者是用一种独特的讲述方式，更好的展示自身，吸引关注。利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传递不同视角下的事件信息。外交应更好地服务于实际需求，关注对社会实际促进作用。在日常工作中，与其强调签订了多少条文，不如关注外交活动如何促进了信息、商品、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流。
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贺乔治大使也为中国日报、经济观察网等媒体撰写社评，并在其著作《现代外交》（Modern Diplomacy）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全球化时代下的外交状况的思考。只有着眼于这些变化，并为之做出积极的调整，才能迎接外交的“黄金时代”。
这样务实的外交方式，贺乔治大使一直在身体力行。自从2014年6月开始担任智利驻华大使以来，大使积极访问中国五矿集团、聚贸、东航等合作企业，参与上海“智利周”、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等很多经贸活动，也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在商业贸易、教育合作、社会参与等方面，深入社群，努力推动中国智利从官方到民间的形式多样的合作。贺乔治大使在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曾表达过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他关注中国的高铁，称其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工程”。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也表示了支持。
在工作之余，他对北京的文化生活也十分喜爱。他喜欢和朋友相约去798艺术区看展览、去博物馆看中国历史，去咖啡馆吃饭聊天。在他眼中，北京不仅是政治和外交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浓厚的东方文化情调和现代元素很好的融合让他在这里生活工作颇感舒适。他特别谈到在北京结交的中国艺术家、绘画家和许多新朋友。北京令他深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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